（一） 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风云一生，书剑双修。所谓“剑”者，不单指军事，还包括对书本的运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实践的力量。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毛泽东是22岁那年遭遇这个问题的。作为师范生，他当时潜心古籍，但汗牛充栋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读不完。于是，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77种经、史、子、集书目，直言：“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第一个择书而读的举动。可惜的是，毛泽东早年择读的书目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毛泽东研究的一件憾事。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名单附后）。这27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这当然远非毛泽东一生阅读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当然，列入这27个书目的，也不能说他都详细读过或读完了，但大部分毕竟是他选择出来的，对于有“奇书”之效的经典，还详加批注。专做学问的人，一生读千种书，也属不易，何况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在革命和建设实践呢？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但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同样也多有阅读。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所谓用书之“奇”，由此可窥一斑。

（二） 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卖书他也是有选择的，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

　　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这些书在三个书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见毛泽东择书是有思想倾向的，这个倾向，折射出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风景。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

　　从卖书到编书，共同之处是都要先读书、择书，不同之处是从被动的择书到主动的择书，从泛泛的思想传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从推动思想变化到推动实践变革。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万字。对一些书应该怎么编纂，要求也很具体。比如，他列了一本《将来之国际大战》，特别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他的实践创新不被看重，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三） 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

　　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他后来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1937年10月22日给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初到陕北，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因为制定军事战略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第一要务，更在于他下决心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当时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等7种。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哲学选辑》他连读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画。批语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批注的哲学书，远不止7种。为什么如此集中读哲学？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谈话时径直道出原因：“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毛泽东发愤研究哲学，根本上还想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因为只有掌握理论工具，占领思想制高点，才能揭示饱读马列的教条主义者为何屡犯“左”倾错误。他读《哲学选辑》写的批语中，道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结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对头呢？大道至简，毛泽东把他读哲学所得，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立统一。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对此，教育家、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感受，在当时的党内高层也比较普遍。陈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可见，结合实际的择读和理论创新，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四） 荐书是种领导方式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了4批书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党的一些现实文件。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中，以期改变党内文风。为澄清党史的一些是非，又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之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四次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的背景。在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马列主义的基础。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12本，特意增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应该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的本领。1963年，毛泽东又推荐30本，大概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关。

　　除了宏大的政治背景，毛泽东荐书有时也是为推动某个领域的具体工作。1954年1月，他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为初稿出来后便于中央领导层讨论，开列了一个中外宪法书目，要求阅读。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同时也说明，“五四宪法”并非凭空产生。当然，毛泽东荐书未必总与实际工作直接相关。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从古代诗词中挑出65首作品，编成两个小册子发给与会者。有人不解，毛泽东解释：“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

（五） 落花时节读华章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开列的要带走的书目，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自读风景。这个书目中，直接写出书名的有19种马列书，17种中国古代文史书，20多种古今中外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只列作者的有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杨献珍，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这份书单还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爱哲学的人涉猎逻辑学是很自然的事，但毛泽东却是近乎痴迷地阅读逻辑学书。他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达86种之多。

　　毛泽东晚年的择读，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史的偏好上。仅《红楼梦》便阅读和收藏了20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阅读经典在于反复揣摩，毛泽东反复阅读《红楼梦》，读《资治通鉴》达17遍。他还讲，自己读《共产党宣言》至少100遍。

　　晚年随着视力减退，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不少大字线装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读《鲁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读《容斋随笔》止，他阅读过、有的还作过圈画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中外书籍达128种。这还不包括他专门让人校点注释并按他的提示写出内容提要的86篇古代文史作品。

　　毛泽东年轻时写诗明志：“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阅读使他做到了这一点。阅读的佳境是由内向外的延伸：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胸中日月”，延伸为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人间天地”。这是一个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过程。27个书目，虽只是毛泽东一生攀援书山在一些景点的驻足痕迹，却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间天地”相互影响的精神伏线。他的阅读，同他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就这样相融在了一起。（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